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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是不动杆菌属中最常见的革兰阴性球杆菌，院内感染重要机会性病原菌因为鲍曼不动杆菌容易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被称为“革兰阴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Gram-negative MRSA）”，对其处理可作为清除其他重耐药菌株的样板 ［1～2］ 。虽然2001年我国ICU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的敏感率高达96%，但仍提醒要注意暴发院内多重耐药（包括亚胺培南）不动杆菌流行的可能性 ［3］，故对其耐药动向的监控不容忽视。
1 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动向
虽然1985年首次证实一株鲍曼不动杆菌产ARI-1酶，当时对碳青霉烯类耐药仍属少见 ［4］ 。但10多年来纽约就有3次暴发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流行报告，第一次Go报告1991年9月～1992年9月纽约一所医院因广泛使用亚胺培南治疗对头孢菌素耐药的克雷伯菌属感染，诱导暴发对亚胺培南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流行，共检出59例，其中18例为感染，些多重耐药菌株仅对多粘菌素B及舒巴坦敏感，后来又发现对舒巴坦耐药，仅对多粘菌素B敏感。作者预告:这一不祥之兆，表明抗菌药物后时代即将到来 ［5］ 。第2次Manikal报告1997年11月纽约布鲁克林区15所医院收集不动杆菌233株，仅一半对碳青霉烯类敏感。各医院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波动在0%～100%之间，有11所医院至少有一株对碳青霉烯类耐药，有10%菌株对所有常用的抗菌药物耐药（多粘菌素除外），表明耐药的不动杆菌在布鲁克林区各医院间播散 ［6］ 。第3次Landman报告
除了美国有上述报告以外，世界其他地方亦有散发对碳青霉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或暴发局部流行的报告。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中心医院从1992年起就发现不动杆菌对妥布霉素及亚胺培南耐药增加，对97株不动杆菌的研究表明:由2种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克隆株在烧伤病房及矫形病房暴发流行，其中1种克隆株仅对多粘菌素B敏感，且认为烧伤病人是多重耐药菌株的主要来源 ［8］ 。法国巴黎一所大学医院麻醉科ICU从1996年5月起的9月期间暴发耐亚胺培南鲍曼不动杆菌寄植或感染17例，基因分析示由2种不同菌株引起 ［9］。英国伦敦一所医院烧伤病房从1996年8月起改用美罗培南取代亚胺培南治疗不动杆菌感染后不久，就发现有对美罗培南耐药（对亚胺培南敏感）的不动杆菌，追踪月仍存在相似的耐药菌株，复测1996年上半年的菌株亦证实在改用美罗培南前已存在相同敏感谱的菌株，美罗培南联合三唑巴坦具协同作用，表明系产β-内酰胺酶引起对碳青霉烯类耐药，当时英国还不详这种产酶菌株是否会在全国扩散 ［10］。1998年12月英国伯明翰伊丽莎白亲王医院内科ICU从1例病人首次证实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包括对美罗培南耐药），以后从2所ICU的12例病人中分离到相同的多重耐药菌株，都发生在广泛使用美罗培南之后。这是英国首次报告暴发耐碳青霉烯不动杆菌流行［11］ 。
1996年以后世界其他地区都有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耐药的报告，低度耐药菌株MICs为2～8mg/L，高度耐药菌株MICs为16～≥128mg/L，且常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氨基糖苷类及喹诺酮类耐药［4］ 。2003年我国深圳市人民医院报告2001年8月～2002年3月收集鲍曼不动杆菌25株，其中7株对碳青霉烯高度耐药（MIC>16mg/L），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环丙沙星、氨苄西林/舒巴坦、阿米卡星、头孢吡肟及头孢他啶的敏感率分别为72%、72%、72%、76%、60%、52%及48%，表明多重耐药（包括碳青霉烯）不动杆菌暴发院内流行 ［12］ 。最近北京蒋伟报告2002年收集鲍曼不动杆菌25株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及左旋氧氟沙星的敏感率分别为48%、48%及52%，对其他12种抗菌药物的敏感率为0%～24%（缺多粘菌素B及舒巴坦资料），同时收集铜绿假单胞菌48株，对亚胺培南及美罗培南的敏感率分别为54%及48%，对其他13种抗菌药物的敏感率为0%～77%（缺多粘菌素B资料），表明同时暴发院内多重耐药（包括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及铜绿假单胞菌流行［13］ ，与Landman报告纽约的资料相似 ［7］ 。王辉监测我国1994～2001年重症监护病房非发酵糖细菌对广谱抗生素的敏感性下降，虽然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的敏感率仍>95%，但国内外报告多重耐药（包括亚胺培南）不动杆菌引起院内暴发流行，应引起关注 ［3］ 。
2 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机制
不动杆菌可产各种获得性碳青霉烯酶，损害碳青霉烯类药物的抗菌活性。获得性碳青霉烯酶有:B类（IMP及VIM）、D类（OXA-23-27）及A类（IMI、KPC、NMC及SME）。大多数产碳青霉烯酶菌株还对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及氨基糖苷类耐药。虽然这些获得性碳青霉烯酶仍属少见，目前尚未影响临床治疗，但有关报告正在增加，可能成为今后严重问题［14］ 。
D类酶:OXA型β-内酰胺酶对亚胺培南及美罗培南具水解活性，不动杆菌因产OXA型酶导致对碳青霉烯类耐药正在增加［15］ 。1985年苏格兰证实一株鲍曼不动杆菌产质粒介导的碳青霉烯酶ARI-1，当时仍属少见 ［4］ 。Bou报告1997年2～11月马德里市一所医院暴发对亚胺培南及美罗培南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寄植或感染29例，系产OXA-24酶，能水解碳青霉烯类药物 ［16］ 。OXA-24与OXA-10（PSE-2）及OXA-7同源40%，与OXA-11及OXA-5同源39%，与LCR-1同源33%，OXA-24酶的活性能被三唑巴坦、克拉维酸及舒巴坦抑制［17］ 。西班牙及比利时分别报告新的D类酶OXA-25及OXA-26，这两种酶都与OXA-24同源>98%。新加坡报告OXA-27酶与OXA-24、-25及-26同源60%，但与OXA-23（ARI-1）同源99%。科威特报告的OXA型酶与OXA-25及OXA-26相似 ［15］ 。2003年法国报告的OXA-40酶属OXA-24、-25及-26酶的变种，为染色体介导的苯唑西林酶，系在144位由酪氨酸取代苯丙氨酸，增强酶活性，可水解大多数β-内酰胺类药物（包括亚胺培南） ［18］ 。最近巴西及北京分别报告鲍曼不动杆菌产OXA-23酶8株及9株，对碳青霉烯类耐药，且呈多重耐药［19，20］ 。北京9株同时产TEM-1、AmpC及等电点（pI）为6.7、6.0的2个酶，同时对头孢他啶、氨曲南及庆大霉素耐药，其中4株还对环丙沙星耐药，9株均含1类整合酶基因［20］ 。
B类酶:1991年日本首次证实铜绿假单胞菌产金属β-内酰胺酶IMP-1。以后发现鲍曼不动杆菌亦产IMP-1酶。意大利1997年从一例气管抽吸物中分离到多重耐药（包括亚胺培南）鲍曼不动杆菌，后来证实系产IMP-2酶，IMP-2与IMP-1同源85.9% ［21］ 。1994～1998年香港Chu证实对亚胺培南耐药不动杆菌97株，产一种新的金属β-内酰胺酶IMP-4，与IMP-1同源95.6%，与IMP-2同源89.3%，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及头孢菌素类具高度水解活 性，但不水解氨曲南，IMP-4不能被克拉维酸及三唑巴坦抑制，能被EDTA抑制 ［22］ 。1998年Da Silva从尿标本分离到一株对亚胺培南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携带有新的源于整合子的金属-β-内酰胺酶基因-bla（IMP-5），所产的β-内酰胺酶IMP-5的pI为9.3，IMP-5与IMP-1、IMP-3、IMP-4及IMP-2分别同源93%、92%、91%及87%。该菌株同时还对青霉素类、头孢他啶、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头孢匹罗及氨曲南高度耐药，但对氨苄西林/舒巴坦、氨基糖苷类及喹诺酮类仍敏感。IMP酶在葡萄牙是首次报告，在欧洲是第2次报告，表明IMP酶等位基因的扩散更为广泛 ［23］ 。2003年汉城报告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及/或头孢他啶敏感性降低31株，有4株产VIM-2，认为VIM-2是汉城院内鲍曼不动杆菌重要的金属β-内酰胺酶，亚胺培南-EDTA抑制试验对检测产VIM酶菌株具高度敏感性与特殊性 ［24］ 。北京报告9株鲍曼不动杆菌不产IMP及VIM酶［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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